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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為魯迅寫一部傳，一部凸現他精神危機和內心痛苦的傳，是我久蓄於心的願望。我曾經那樣崇拜他，一直到現在，大概都沒有像讀他這樣，認真而持續地讀過其他人的書。書架上那一套淡綠色封面的《魯迅全集》，大多數分冊的書脊，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。我生長在那樣一個荒謬的年代，今天的年輕讀者也許想像不到，我十七八歲的時候，唯一可以自由閱讀的非“領袖”著作的全集，就是《魯迅全集》。偏偏那裡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複雜，文字又那樣生動有力，它們自然會深入我的靈魂，在我的意識深處沉澱下來。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，只要有什麼事情強烈地觸動我，我就多半會想起它們。譬如，從稍懂人事起，我在生活中幾乎隨處都感覺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，種種大的事情且不去說，就是走在街上，也會看見歹人白晝作惡，周圍的人群中卻無一人上前喝止；去乘公共汽車罷，車子還沒停穩，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已經一哄而上，將下車的老婦人擠得踉踉蹌蹌。每當這種時候，我都會想起魯迅那些刻劃“麻木的國人的魂靈”的小說，想起他那“愚民的專制”的論斷。無論是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在工廠做工，從廣播裡聽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傳，禁不住心生厭煩；還是八十年代以後，我開始在大學任教，驚訝於知識界中竟有這麼多卑瑣、狹隘、懦怯和無恥，我都會記起魯迅，記起他對形形色色的愚民術的憎惡，記起他那句“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”的沉痛的告白。不用說，我選擇文學批評作自己的職業，那樣忘情地與人議論社會、民族和人生，甚至被若干年輕的學生譏為“理想主義”，也正是因為魯迅“我以我血薦軒轅”一類的誓詞，在我心頭回蕩得太久了。有時候，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覺地摹仿魯迅，竭力顯出一臉嚴峻的神色，那就不單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為師，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態，對待自己的期望上，都下意識地與他認同了。
時間飛快地過去，人生體驗不斷增加，我現在對魯迅的看法，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。從他對阿Q們的居高臨下的批判當中，我愈益體會出一種深陷愚民重圍的不自覺的緊張，一種發現自己的吶喊其實如一箭射入大海，並不能激起些微浪花的悲哀；從他對歷代專制統治者的輕蔑背後，我也分明感覺到一種無能為力的痛苦，一種意識到思想和文字遠遠敵不過屠刀和監獄的沮喪；從他對形形色色的“知識分子”，尤其是對呂緯甫、魏連殳一類頹唐者的剖析當中，我更看到了他對自己的深刻的失望，對心中那揮趕不去的“鬼氣”的憎惡；從他那強聒不捨的社會鬥士的姿態背後，我還看到了深藏的文人習氣，看到了他和中國文人精神傳統的難以切斷的血緣聯繫。他寫過一篇題為《論睜了眼看》的文章，斷言“中國的文人，對於人生——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，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”，因此他呼籲人們“取下假面，真誠地、深入地、大膽地看取人生。”可是，我對他的瞭解越是深入，就越禁不住要認定，他自己也並不能真正實踐這個呼籲，面對自己處處碰壁，走投無路的命運，他就不止一次地發生過錯覺。這也難怪，一個人要直面人生，也須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，倘若這直面竟等同於承認失敗，承認人生沒有意義，承認自己是個悲劇人物，必然要沉入絕望的深淵，等待無可延宕的毀滅——你還能夠直面嗎？不幸的是，魯迅恰恰遇上了這樣的人生，他自然要發生錯覺了。我甚至想，能夠懂得這人生的難以直面，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魯迅了吧。我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，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情感距離上，似乎是離他越來越近；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偶像，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，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。
魯迅屢次說，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夠儘早被人遺忘；在一封給青年朋友的信中，他更說，倘若有誰以他為是，他就會覺得悲哀。他辭世已經五十年了，他生活的這塊土地上，卻還有人與他共鳴，以他為是，他若死而有知，又會作何感想呢？地球已經跨入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人類生活，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，新的危機取代舊的危機，新的藍圖取代舊的藍圖。可是，就在這樣的時刻，依然有人——絕不僅僅是個別人——對魯迅這樣一位半個世紀之前的“絕望的抗戰”者發生強烈的興趣，甚至願意引他為同道和先驅，這又是怎樣可悲憫的事情！正因為明白了這一點，我才格外認真地來寫這一部魯迅傳，寫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，也寫下我這理解所包含的種種的共鳴。或許這樣的寫作本身，已經不止是指向他人，也同時是指向自己？或許我最後寫下的，已經不止是對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理解，也包含對我自己和這個時代的理解了。
一九九二年八月 上海
